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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尺的前世今生

        汛期又至,城市内涝的问题免不了走进大众的视野,“水上威尼斯”“陪你去看海”又一次见诸报端。其实,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,人们早就洞察到了水位变化带来的影响,并对此进行了水文观测和记录。

        古代,人们不仅设立石人观测水位。而且每年根据不同水情,在河边的崖壁或者是河里的大石头上刻一道横线,来表示水位高至或低至此处。

        有人做过统计,唐宋以来分布在长江干、支流的洪水题刻有近1000处。当然,长江枯水水位的题刻也很多,仅在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段就有11段, 题刻362处。

        这种题刻被称为水则,后来,人们又发明了固定在水中的木质水则。这已经接近现代水文使用的直立式搪瓷水尺了。

        古代的水位测量与调控,主要由水则和水则碑两部分组成。水则相当于现代的水尺,设置河道中;水则碑是根据水位调度水量的操作规程,刻在石碑上,固定在河岸醒目地方。

        这已经把水位观测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了,相当于建立了水位和沿河地区的高程关系。比如明成化年间,为加强绍兴河湖水位管理,设置了“山会水则碑”,其中水闸在什么水位条件下打开或关闭、开关到什么位置,都有明确规定。

        清代为黄河、淮河、永定河防汛需要,先后在洪泽湖高堰村、黄河青铜峡、淮河正阳关三官庙、永定河卢沟桥设立水则观测水位。

        后来,英、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先后侵入上海,为了自己的航行安全和各种利益,他们在长江、黄浦江等河流,设置了一批水文测站,设立水尺和信号杆,悬挂水位标球。这是在长江水系内最早设置的观测水位(潮位)的近代水尺。清末,外国列强又设立了一些海关水尺。这些都是用近代方法进行水位观测最早的一批水文站。

        外国人随意在中国领土上建水文站,尽管客观上引进了先进科技,但却牺牲了国家主权,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结果。这其中的酸楚、屈辱和纠结,我们曾经忍受百年。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,这些水文站陆续回到中国人手中今天,中国水文正在崛起,为成为世界一流的水文强国而不断努力奋斗。


文章来源:《水文知识科普读物》

  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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